《七略》之奏，在哀帝时，假令伪撰《周官》，是时已既成书，安有元始三年未成之理乎？且信康说，则歆初伪作群经，意在抑今学，其后作《周官》，意在附成莽业。《周官》已成，乃又点窜前所作群经，以证《周官》。夫《周官》与群经，伪作本意不同，其说之龃龉难合也必矣！点窜既成之文字，必使一一吻合，虽歆不能为也。康之诬，不亦甚乎？
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马融传》曰：“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云云。“时众儒并出，共排以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康曰：“云‘唯歆独识’，众儒‘以为非是’，事理可明。此为歆作《周官》最易见。其云向著录者，妄耳。”（卷三上，三十九叶。）
按文，众儒之排《周官》，当在成帝时，刘向方校理秘书，歆安得伪作欺父邪？康之引马说，适足证其说之妄耳。
《乐记》
康曰：“歆谓王禹献二十四卷《记》，刘向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而所列即二十三卷记居首。歆所造诸古文，列皆居首，是歆以二十三卷记为主矣。《礼记·乐记正义》谓刘向所校二十三篇著于《别录》，二十四卷记无所录。《正义》又载二十三卷之目，有《窦公》一篇，《别录》出歆所改窜，窦公其人又即歆所附会者，此尤歆伪二十三卷记之明证。然则王禹二十四卷之记，特歆点缀之，以为烘托之法，犹高氏之《易》，邹、夹之《春秋》耳。其以二十四卷为益微抑扬，尤为可见。是《乐记》出于歆无疑矣。”（卷三上，四十四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