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等于借《春秋》大义，向国君守臣提出了国难当头的三种可供选择的出路：被俘、出走或者死难，并且明确宣示了死难殉节虽然“于时为不幸”，但是“于礼为合”的严厉要求。结尾罗大经提及蒙元入蔡灭金，金哀宗完颜守绪（1198 ～ 1234）自缢的史实，认为符合《春秋》“义不受辱”之旨，等于又为亡国君主树立了一个新尺度。这时距离南宋祥兴二年（1279）“厓门之战”失败，陆秀夫背负小皇帝宋恭宗赵昺投海殉国，只有 45 年。
徐梦莘回顾“靖康耻”前后北宋亡国的情况时，曾引乾道六年（1170）左宣义郎、秘书省校书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刘焞的上书，感慨地说：
重念国难以来，州镇牧守不可胜数，仓卒之间，望风弃城，盖十八九；婴城自守，百无一二。至于整兵迎敌，以必死抗节者，又绝无仅有。［25］
这和南宋亡国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誓死抵抗的情况，已经形成鲜明对比。［26］
欧阳修在《新唐书·太宗本纪》中，首倡“《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之说。这里的“责备”，是“求全责备”之意，意即对于“贤者”应提出更为严厉的道德标准。在理学先导周敦颐“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27］的系列里，“贤者”正是儒士砥砺人品道德的第一级阶梯。如果我们再注意到，明末除了南明弘光以外，崇祯、唐王、鲁王和永历等几位或者临朝称制，或者监国之主，以及史可法、黄道周、李定国等一大批佐命大臣，陈子龙、夏完淳等一大批在野儒生都是以死殉职，所谓“死社稷”“死封疆”“死城守”者比比皆是的话，就更容易品出胡安国、罗大经的这一段话，对于理学评定亡国君臣的历史分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