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杏十分惊讶，使唤刚听得见的声音问道：“这是什么缘故？”
“这是什么缘故？”周炳自问自答道：“我也说不上来。这几天我吃不下饭，睡不稳觉，日想夜想，就是想的这个。看起来，我是把革命看得太容易了！在广州起义的头一天，我就想：那就是革命！那就是成功！所以我叫杜发去告诉你，让你拾掇拾掇，回家过年。我绝不是哄你的！我为什么要哄你呢？你也知道：我从来不哄谁！如今，我明白了，那不但不是什么成功，那才刚刚是个起首！说来说去，还是咱孟才师傅说的对：路还远着呢！看你，你如今也要革命了，你自己问问自己：你有那股韧劲儿么？你愿意干上一辈子，永远不后悔么？”
对于这么一个严厉的问题，胡杏并没有轻易回答。她一句话不说，夹起那本识字课本，缓缓地往家里走。回到家，也不跟任何人说话，背起一个竹筐子，就到田边、冲边摸田螺去。
当天上午九点钟，周炳就打陆路徒步跑到广州去，在一家饭铺里胡乱扒了几口饭，就到南海县衙门找着了教育局长何守仁。进了那又排场、又俗气、又豪华、又势利的会客室，周炳冷冷清清地坐着，等候了足足半个时辰。一个矮小、精明、全身雪白、还不到三十岁的官儿出来了。这个人尖脸宽额，鼻梁上拥着一副只做装饰用的金丝平光眼镜，全身上、下，穿着一套白麻帆直领文装，脚下穿着白猄皮鞋，走起路来脚跟不沾地，一见客人，就伸出一只手说：“坐，坐。别客气，别客气。”周炳本来坐着好好地，听他这么一咤呼，只得站了起来。就在这一瞬间，周炳突然觉着十分狼狈。他想：“坏了！该怎么称呼这个官儿呢？叫他何局长吧，似乎太生外了。叫他何君吧，又似乎太不客气了。叫他表姐夫吧，那又怎么叫出口呢？”后来他还是冲口而出地叫了一声“大哥！”——算是跟着何守礼叫了。何守仁并不在乎这些，他拿手在空中砍了一下，算是做了一个外国人打招呼的手势，接着就说：“老弟，好几天没见着你了。乡下离省城那么近，怎么不到我家里来吃顿饭？如果我是你，我每个礼拜都要回省城来看一看，走一走。你令尊、令寿堂那边，多么记挂着你呀！你出门快三年了，也不回家去看一看！唉，自从五四运动以后，大家的家庭感情都淡薄了。好，喝茶吧！”何守仁说罢，拿手朝茶杯让了一让。周炳木然坐着，毫无动弹。也不知道拿什么话跟他应酬好。紧接着，何守仁又说起话来道：“真没想到，上回广州造反，偏没你的份儿！我们在香港就想，你一定是参加的了。年轻人嘛，谁躲得开共产主义的诱惑？当做一种幻想，那是够美面的呀！可是你到底不错：稳！你大哥、二哥他们就不行了，飘了。”碰着在这种场合提出的这种问题，周炳更加没法对付。他是走直道的人，他只会一种做法，那就是站起身来，把他臭骂一顿，然后离开这座衙门。可是他回心一想：不行！如果朝那么办了，不是什么事儿都闹不成了么？不是白进城一回了么？不是叫震南村挨饥抵饿的人大失所望了么？这么思算着，他就仍然坐着不动，哑口无言。看来，何守仁今天是有心多说话，把时间都占了，不让周炳开腔的。他果然又说道：“乡下的水，如今退了没有？说真的，我实在放心不下！前几天，他们去视察水灾，硬要拉我一道去，说这回坐的是电船，万无一失。按我的良心来说，我是非去不可的，事关桑梓嘛。不过不怕失礼说一句，自从那回过了水关之后，听见水字我就不舒服。老弟你知道，我这个人是没有胆量的。”周炳见他说到项儿上了，觉着水到渠成，就趁机说明来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