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杏十分惊讶,使唤刚听得见的声音问道:“这是什么缘故?”
“这是什么缘故?”周炳自问自答道:“我也说不上来。这几天我吃不下饭,睡不稳觉,日想夜想,就是想的这个。看起来,我是把革命看得太容易了!在广州起义的头一天,我就想:那就是革命!那就是成功!所以我叫杜发去告诉你,让你拾掇拾掇,回家过年。我绝不是哄你的!我为什么要哄你呢?你也知道:我从来不哄谁!如今,我明白了,那不但不是什么成功,那才刚刚是个起首!说来说去,还是咱孟才师傅说的对:路还远着呢!看你,你如今也要革命了,你自己问问自己:你有那股韧劲儿么?你愿意干上一辈子,永远不后悔么?”
对于这么一个严厉的问题,胡杏并没有轻易回答。她一句话不说,夹起那本识字课本,缓缓地往家里走。回到家,也不跟任何人说话,背起一个竹筐子,就到田边、冲边摸田螺去。
当天上午九点钟,周炳就打陆路徒步跑到广州去,在一家饭铺里胡乱扒了几口饭,就到南海县衙门找着了教育局长何守仁。进了那又排场、又俗气、又豪华、又势利的会客室,周炳冷冷清清地坐着,等候了足足半个时辰。一个矮小、精明、全身雪白、还不到三十岁的官儿出来了。这个人尖脸宽额,鼻梁上拥着一副只做装饰用的金丝平光眼镜,全身上、下,穿着一套白麻帆直领文装,脚下穿着白猄皮鞋,走起路来脚跟不沾地,一见客人,就伸出一只手说:“坐,坐。别客气,别客气。”周炳本来坐着好好地,听他这么一咤呼,只得站了起来。就在这一瞬间,周炳突然觉着十分狼狈。他想:“坏了!该怎么称呼这个官儿呢?叫他何局长吧,似乎太生外了。叫他何君吧,又似乎太不客气了。叫他表姐夫吧,那又怎么叫出口呢?”后来他还是冲口而出地叫了一声“大哥!”——算是跟着何守礼叫了。何守仁并不在乎这些,他拿手在空中砍了一下,算是做了一个外国人打招呼的手势,接着就说:“老弟,好几天没见着你了。乡下离省城那么近,怎么不到我家里来吃顿饭?如果我是你,我每个礼拜都要回省城来看一看,走一走。你令尊、令寿堂那边,多么记挂着你呀!你出门快三年了,也不回家去看一看!唉,自从五四运动以后,大家的家庭感情都淡薄了。好,喝茶吧!”何守仁说罢,拿手朝茶杯让了一让。周炳木然坐着,毫无动弹。也不知道拿什么话跟他应酬好。紧接着,何守仁又说起话来道:“真没想到,上回广州造反,偏没你的份儿!我们在香港就想,你一定是参加的了。年轻人嘛,谁躲得开共产主义的诱惑?当做一种幻想,那是够美面的呀!可是你到底不错:稳!你大哥、二哥他们就不行了,飘了。”碰着在这种场合提出的这种问题,周炳更加没法对付。他是走直道的人,他只会一种做法,那就是站起身来,把他臭骂一顿,然后离开这座衙门。可是他回心一想:不行!如果朝那么办了,不是什么事儿都闹不成了么?不是白进城一回了么?不是叫震南村挨饥抵饿的人大失所望了么?这么思算着,他就仍然坐着不动,哑口无言。看来,何守仁今天是有心多说话,把时间都占了,不让周炳开腔的。他果然又说道:“乡下的水,如今退了没有?说真的,我实在放心不下!前几天,他们去视察水灾,硬要拉我一道去,说这回坐的是电船,万无一失。按我的良心来说,我是非去不可的,事关桑梓嘛。不过不怕失礼说一句,自从那回过了水关之后,听见水字我就不舒服。老弟你知道,我这个人是没有胆量的。”周炳见他说到项儿上了,觉着水到渠成,就趁机说明来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