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派不同于虚骄轻敌的保守派。他们意识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既不应当轻敌启衅,也不应当一有败挫便轻易将帅,而应该充分估计敌我情势,总结战败教训,实行持续抗战之策,以求转弱为强,争取最终胜利,认为:“明知法强华弱,初战不能不败,特非战不能练海防,非败不能练战。只要志定气壮,数败之后,自然渐知制敌之方。”“可以始败而终胜,可以小败而大胜。”
清流派也批评保守派固拒西法的态度,主张仿效西法,购造新式武器,增加抵御外侮的军事实力,“知我之短,而能取人之长”。他们关于兴办新式海陆军、加强海陆防的主张与李鸿章大致相似,但他们要求抵抗外国侵略,反对一味妥协,这又与李鸿章有所不同。还在伊犁事件发生之际,张之洞就直言批评李鸿章不敢抗击俄国的妥协态度:“李鸿章高勋重寄,岁靡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对于李鸿章以武器落后,“有兵无器”为由而不敢轻言抗战的说法,张佩纶批评说:“有兵无器,诚为笃论,惟及今不一试,以后正恐有器无人……恐数十年后,敌患益深,老成益少,坐视中国为其钳制,欲一摇手不得耳。”清流派也不是不顾形势而一味主战。在他们看来,抗战是议和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应该以抗战迫议和,而不是以妥协求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