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派不同于虚骄轻敌的保守派。他们意识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既不应当轻敌启衅，也不应当一有败挫便轻易将帅，而应该充分估计敌我情势，总结战败教训，实行持续抗战之策，以求转弱为强，争取最终胜利，认为：“明知法强华弱，初战不能不败，特非战不能练海防，非败不能练战。只要志定气壮，数败之后，自然渐知制敌之方。”“可以始败而终胜，可以小败而大胜。”
清流派也批评保守派固拒西法的态度，主张仿效西法，购造新式武器，增加抵御外侮的军事实力，“知我之短，而能取人之长”。他们关于兴办新式海陆军、加强海陆防的主张与李鸿章大致相似，但他们要求抵抗外国侵略，反对一味妥协，这又与李鸿章有所不同。还在伊犁事件发生之际，张之洞就直言批评李鸿章不敢抗击俄国的妥协态度：“李鸿章高勋重寄，岁靡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对于李鸿章以武器落后，“有兵无器”为由而不敢轻言抗战的说法，张佩纶批评说：“有兵无器，诚为笃论，惟及今不一试，以后正恐有器无人……恐数十年后，敌患益深，老成益少，坐视中国为其钳制，欲一摇手不得耳。”清流派也不是不顾形势而一味主战。在他们看来，抗战是议和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应该以抗战迫议和，而不是以妥协求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