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难于明经，还有一个方面是考试内容的差别。从隋代开始，明经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但隋唐时代，儒家并不受重视，隋代民间“佛书多于六经数十百倍”[63]。唐太宗曾力图兴“文教礼乐”之治，但到唐高宗就“薄于儒术”[64]。儒学不受社会重视，钻研经学的人也极少，士子们只是为考试才学一点儒家经典，所用的一点功夫也主要是死背硬记，而明经考试中的帖经与墨义也主要是检验考生对经文与经疏的记诵程度，这种考试很难体现一个考生的学识水平。进士科在隋炀帝时就试策，所以士子们“辑缀小文，名大策学”。这种试策和秀才的试策是一样的，据《北齐书·儒林传》记载，河清初，刘昼“举秀才，入宗考策不第，乃恨不学属文”。可见试策主要是看文章。唐代进士科仍是按文学之科的路子发展，高宗永隆二年（681年），令进士科在试策之外，加试杂文两道，并加贴“小经”。宋人欧阳修评价说：“大抵重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设施，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名臣者，不可胜数，遂使时君笃意，以谓莫此之尚。”[65]进士科之所以有“得人之盛”，与考试内容应有一定关系。文章取士，比起明经肤浅的、死背硬记的考试，还是能给士人们以较大的自由发挥的余地和表现自己才华的机会，所以，有才华的士子竞趋进士科，以致“老死于文场”，“亦无所恨”，就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