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治水史诗》的组织与出版可以看出杨钦欢“胸有成竹”、“意在笔先”的谋略,正如何建明所说的:“杨钦欢更多的是从国家的‘文化战略’和‘文化理念’的更高层面去看待这件事,他以客家企业家独有的胸怀尊重作家,让作家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从而赢得了大家鼎力相助,共襄文化盛举。”
正是《中国治水史诗》的前瞻性,使得它的出版更具时代意义和重要文献价值。《中国治水史诗》以其所涉时间的悠长,空间的广大,沿治水史的线络,书写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无疑,它是大文化的积淀。这正是我中华民族为全球文化交出的一个可经世流传的文本。从这一点看,《中国治水史诗》的实施者们,是“文化自觉”的先行者,其成功的意义可谓高而深远。它的出版,正反映出中国许许多多关心水利、情系水利、奉献水利人们的心声,激荡起了历史的回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中国治水史诗,也是一部“适合时宜”的书。
著名诗人周克玉上将发表在《文艺报》上的一首《贺中国治水史诗出版》诗写道:“百位诗仙著水经,程门杨将领旗旌。戎禹蜀郡惊梦喜,大吕黄钟遗世倾。疏凿贯通利万众,道遵势顺循者荣。古来经验堪珍贵,要知功效在践行。”周克玉将军的贺诗对《中国治水史诗》的总策划杨钦欢,主编何建明、程贤章和作家们的努力作了高度的评价,对治水“史书”的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和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