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个时期，近代。
这是中国文化转型和谋求复兴的时期。1840年的鸦片战争不仅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转折点，而且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转折点。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中国传统社会开始瓦解，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中国文化也发生了从古代向近代的转变。
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旧思想的防堤上打开了一个缺口。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文化因素，西方自然科学的引进，新式学堂的创立，早期改良思想的出现，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形成准备了条件。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儒学思想体系作了新的调整，洋务派因之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思想主张，即要求在不改变封建纲常名教的前提下，吸收西方的“富强之术”。这比封建守旧派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进了一步。总之，19世纪40—90年代，中国文化领域的基本特征是：器唯求新，道唯求旧。
甲午战后，中国文化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近代文化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新型知识分子开始形成与壮大。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新兴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推动了近代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史界革命”、“军国民教育”、“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实业救国”等等口号的接连提出，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崛起的重要表征，构成了晚清文化领域发生重大变革的壮丽画卷。文化的变迁不仅表现为部门文化的拓展，更主要的还表现为中国文化结构的变动，孔孟儒学及封建纲常名教受到了新思潮新文化的冲击而动摇，西方的进化论、民权学说渐为国人所接受，成为进步阶级反对旧文化的思想武器和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思想指导。尤其是晚清最后十年，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以及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的推动，近代新文化的影响不断扩大，终至成为文化的主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