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在雄姿英发的青年时代，便将天下兴亡大势装在胸中，写出《治安策》这样夺人心魄的宏伟篇章。扬雄“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6]要以个人力量，作尽天下最好文章。刘向、刘歆父子以《别录》、《七略》总古今之艺文；郑玄遍注群经，汇通今古文经学；班固不温不火，从容不迫，将西汉一代盛衰大势娓娓道出；董仲舒建构恢弘的宇宙体系；司马迁写出牢笼天地的历史著作；王充问孔刺孟求真求实的理论探索……都是中国历史上稀见的文化成果，是只有在秦汉的广袤天宇中才能出现的群星灿烂的景观。
最能代表时人博大学术情怀的，莫过于探问宇宙秘密的理论勇气。当时的人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充满了疑问，力图弄清人类社会在宇宙中的位置，对于现实问题，也习惯于放在天命人事这样广阔的背景下来思考。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实这是有识之士最关注的时代中心课题。公孙弘在对策中也提出同样问题，并作出“天德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纪”[7]的结论，刘向认为：“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8]他们都能从大处着眼，作出带根本性的回答来，可见理论气魄之一斑。而且把天命与人事统一起来，既讲天命的决定作用，也讲人能以行感天，强调了本阶级的力量。董仲舒论证“《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9]，把大一统封建秩序与永恒的宇宙规律视为一体，表露出新生地主阶级对所从事事业的信心。司马迁在神秘主义充斥思想界之时，冲破天人合一思想体系，用具体史实论述天、人可以分开，天有时对人事无能为力，人的行为可以改变历史进程；历史是在变化中发展的，其发展有规律可循。在当时这是石破天惊之论，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