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0篇，有世表、年表、月表，自三代讫于太初，意在解决“并时异世，年差不明”[54]的问题，即对于头绪纷繁的历史事件而明载其发生之年月。
——书，8篇，有礼、乐、律、历、天官、河渠、封禅、平准，涉及礼乐制度、历法、天文、地理、重大祭祀、经济财政等社会生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之诸多方面，意在明其“损益”、“改易”之迹，“承敝通变”之状。
——世家，30篇，意在记述那些作为王朝或皇朝的“辅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55]的史事，重在写地方和朝廷的关系及其变化。
——列传，70篇，是为古往今来，能够“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56]的各种历史人物立传，写出了各个阶层、各个行业代表人物的形形色色的心态和面貌。
司马迁的这种创造精神，反映了他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和整体认识，以及表述这种理解和认识的杰出才能。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上是一次伟大的飞跃。近人梁启超在论到《史记》的创造性时，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即《史记》的“历史之整个的观念”。他认为：“从前的史，或属于一件事的关系文书——如《尚书》；或属于各地方的记载——如《国语》、《战国策》；或属于一时代的记载——如《春秋》及《左传》。《史记》则举其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自有文化以来数千年之总活动冶为一炉。自此始认识历史为整个浑一的，为永久相续的。非至秦汉统一后，且文化发展至相当程度，则此观念不能发生。而太史公实应运而生。《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59]梁启超的这个看法，是很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