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书的撰述是同谱牒撰述相辅而行的。唐太宗时，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徵等撰《大唐仪礼》（即《贞观礼》）130篇，分吉、宾、军、嘉、凶、国恤6个部分。高宗时，以《贞观礼》“节文未尽，重加修撰”，成《永徽五礼》（显庆年间奏上，亦称《显庆礼》）130卷，删去国恤，存五礼。于是，贞观、显庆二礼并行。唐玄宗时，张说奏称：“今之五礼仪注，已两度增修，颇有不同，或未折衷。请学士等更讨论古今，删改行用。”萧嵩、王仲丘等乃撰成《大唐开元礼》150卷。这是盛唐时期的三部重要礼书，大史学家杜佑说：“于戏！百代之损益，三变而著明，酌乎文质，悬诸日月，可谓盛矣。”[32]可见，这在当时是何等重大的事件！唐代史家对于礼的认识，具有神圣的性质：“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礼亦愆家”[33]；“至于增辉风俗，广树堤防，非礼威严，亦何以尚！”[34]这是以“天意”的名义来“雕刻人理”、“增辉风俗”；而这“人理”、“风俗”的核心则是“贵贱之异”、“尊卑之殊”的等级秩序（《通典》卷五十九“男女婚嫁年几议”）。盛唐时期的三部礼书与三部谱牒可谓相得益彰，它们大致同时产生出来，亦非偶然巧合。唐玄宗开元以后，正像谱牒之学开始衰落一样，礼书撰述也日渐失去其本来的意义。中唐时期，虽有王泾撰《郊祀录》10卷，韦公肃撰《礼阁新仪》30卷，王彦威撰《曲台新礼》30卷、《续曲台礼》30卷，但从实质上看，这已是礼之本身和礼之撰述的强弩之末了。欧阳修评论中唐以后的这些礼书说：“呜呼，考其文记，可谓备矣，以之施于贞观、开元之间，亦可谓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谓‘礼乐为虚名’也哉！”[35]谱牒和礼书的这种命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时代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