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容上，“美好生活”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些模糊的和有待实现的梦想与理想，就其是理想来说，生活又总是或多或少实现和未实现的事物。这是一幅已失去时间和重新寻回时间的蓝图。在此意义上，我们说，行为既是自身的目的，又向着“目的物”运动。然而这样的一种目的上之目的不会摧毁实践的自足性，只要它们的目的已经确定和有待确定；这种开放因我们怀疑我们的生活目标而打开自身封闭的实践，它常常在实践的整体结构的封闭与开放中产生一种私人性的和启发性的张力。在此被思考的，是一种高级目的的观念，它永不间断地内在于人的行为中。
关于那视野或限制性观念的认识论地位，乃在于，它决定性地使上面提到的明辨者与明辨之间的关联发生了作用。用一种很现代的语言说，是在对行为和自身的不断解释中，我们努力在人生的整体视景中被认为是最好者与主导我们行为的偏爱间进行调和。就这种最后阶段来说，可采取的解释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首先，在“美好生活”的目的与具体选择之间存在着某种解释学循环，它在“美好生活”的观念与最影响我们的生存选择（职业，爱情，娱乐等）之间来回运动。这就像一个文本那样，部分与整体互相根据对方来理解自身。其次，解释的观念将某人的意义观添加到意义的简单观念上。对行为的文本进行解释，就是行为主体的自身解释。在此我同意泰勒（Ch.Taylor）在他的那本《哲学教本》中表达的一个重要观点：人是一神自我解释着的动物[6]（self-interpreting animal）。这样，从行为的文本解释与自身解释的关联中，自身概念被大大地丰富了。在伦理的层面上，自身解释成了自尊。相应地，自尊遵循着解释的道路。如同解释一样，自尊在实践判断过程中会引起讨论、质疑、对立，这就是所谓的解释的冲突。就是说，生活的理想与至关重要的选择之间符合与否，与观察科学所能达到的证实是不一样的。解释性的符合与某种判断的练习有关，这种判断在他人看来，起码能很好地对可靠性做出估计，即使在行为主体看来，他的信念来自某种经验性的自明，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卷Ⅵ中，这种经验性自明使明辨与觉知产生了比较。此自明是一种具有证实特征的新形式，因为从他自身的话语和从他自身的行为中，行为者的明确带来了判断正确和行动正确的自信心，这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暂时的和当下的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