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治水史诗》的组织与出版可以看出杨钦欢“胸有成竹”、“意在笔先”的谋略，正如何建明所说的：“杨钦欢更多的是从国家的‘文化战略’和‘文化理念’的更高层面去看待这件事，他以客家企业家独有的胸怀尊重作家，让作家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从而赢得了大家鼎力相助，共襄文化盛举。”
正是《中国治水史诗》的前瞻性，使得它的出版更具时代意义和重要文献价值。《中国治水史诗》以其所涉时间的悠长，空间的广大，沿治水史的线络，书写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无疑，它是大文化的积淀。这正是我中华民族为全球文化交出的一个可经世流传的文本。从这一点看，《中国治水史诗》的实施者们，是“文化自觉”的先行者，其成功的意义可谓高而深远。它的出版，正反映出中国许许多多关心水利、情系水利、奉献水利人们的心声，激荡起了历史的回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中国治水史诗，也是一部“适合时宜”的书。
著名诗人周克玉上将发表在《文艺报》上的一首《贺中国治水史诗出版》诗写道：“百位诗仙著水经，程门杨将领旗旌。戎禹蜀郡惊梦喜，大吕黄钟遗世倾。疏凿贯通利万众，道遵势顺循者荣。古来经验堪珍贵，要知功效在践行。”周克玉将军的贺诗对《中国治水史诗》的总策划杨钦欢，主编何建明、程贤章和作家们的努力作了高度的评价，对治水“史书”的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和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