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共和国的早期历史中，书信来往承载它的功能。身在伦敦、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的学者，平生不曾谋面，却有稳定的通信联络，“伏尔泰的通信人有一千四百个，卢梭的不少于六百，孟德斯鸠的多于两百，狄德罗的不下百人，古物和植物学家塞古（Jean-Fran?ois Séguier）有三百人”[4]。与通信网络同时形成的还有一套新式的交往规则：及时回复信函，行程里就近拜访，礼貌接待远道而来的学者，即使是不速之客。1773—1783年，塞古在尼姆（N?mes）隐居时，1383名大小人物前去拜访，他都尽力招待。[5]
没有报刊业就没有文学共和国，报刊的编辑、出版、发行、阅读的过程里包含了文学共和国的机制。1685年南特敕令废除后，法国新教徒逃亡荷兰、英国、瑞士。得益于那里的信仰自由，他们创办报刊，印制书籍，向法国走私，包括创刊于伦敦的《赞成与反对》（Le Pour et Contre），创刊于荷兰的《文学报》（Journal littéraire）、《理性图书馆》（Bibliothèque raisonnée）、《法国图书馆》（Bibliothèque fran?aise），这一类报刊宣扬宽容，批评宗派主义，大获成功。[6]法国的报刊业同样繁荣，《学术会议报》（Les Conférences Académiques，1660—1665）、《书摘》（Bibliothèque choisie，1703—1713）、《巴黎邮报年鉴》（Annales de la Courrier de Paris，1697—1698）相继创办，风格相对保守，却在新知识领域有所开拓。库柏（G. Cuper）生前被称为“文学共和国的秘书”，1708年订阅了十余份报纸，包括法兰西科学院主编的《学者报》（Journal des savants）。共济会修士爱尔维修的藏书里有《法国信使报》（72卷）、《百科全书报》（304卷）、《文学共和国新闻报》（40卷）、《信使新报》（Le Nouveau Mercure）、《学者新报》（Nova Acta Eruditorum，43卷）、伦敦皇家学会的《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15卷）、《柏林皇家科学院纪事》（Histoire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et des belles lettres，25卷）、《经济杂志》（Journal ?conomique，23卷）等。[7]1740年，达米尼（d’Arminy）去世后，家人在他的藏书里发现了十二种报刊，包括《学者报》（1665—1735）、《文学共和国新闻报》（1684—1699）、《书目选编》（Bibliothèque choisie，1703—1710）、《科学文艺历史备忘录》（Mémoire pour l’histoire des sciences & des beaux arts，1701—1735）等。[8]一个包含作者、发行商和读者的信息网络随之成形，《法国公报》（Gazette de France）在君士坦丁堡、圣彼得堡、柏林、斯德哥尔摩、维也纳、罗马、阿姆斯特丹、伦敦、海牙等城市派驻通讯记者，尽快捕捉当地的新闻。1748年，《法国信使报》在26个城市设立发行处，1756年增至46个，1764年增至56个。新知识不再为少数懂拉丁语的人垄断，普通人的思想交流变得容易，“所有人都在阅读，而且喜欢阅读一切东西”[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