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生们共享的五经传统允许各种不同的阐释，这使得他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甚至相反的学术与政治立场。这是一个为获得君主恩宠与拔擢竞争激烈的时代，儒生们相同的教育背景使他们从同侪中脱颖而出的需求更为迫切。司马迁记述道，武帝准备举行封禅仪式时，他要求他的儒生顾问们“采儒术以文之”。而儒生们为此争吵不休相互攻讦，皇帝干脆“尽罢诸儒不用”。⑤司马迁还记述道，尽管公孙弘在《春秋》方面的学识无法同董仲舒相比，但这并未妨碍他爬上了比后者更高的官位。⑥
公孙弘用尽手段排挤董仲舒，董仲舒以“从谀”二字指摘自己这位政治对手。《史记》还记载，董仲舒将《易经》上的学识应用于实际政务。主父偃嫉妒董的卓越才能，于是利用一次偶然事件，对董仲舒《灾异之记》一文借题发难。他先偷走了这篇文章，然后呈给汉武帝。当时恰逢辽东高庙发生了火灾，武帝将这篇文章传示诸儒生，众人都表示此文暗含讽刺意味。甚至连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在不知文章作者是谁的情况下也批评此文荒唐愚蠢(“以为下愚”)。董仲舒因欺君之罪被投入狱中，最后勉强才保住了性命。①
儒生变为儒家
弱势群体不一定会联合起来，为提高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而共同努力奋斗。现代的社会学家一直都对这种现象大惑不解。②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史记》的读者(或许还有司马迁本人)。儒生在汉武帝一朝的入仕之路远未制度化：与那些生来就注定要进入官僚高层的仕宦之家的后代相比，他们只是一些出身卑微宦海经验不足的新贵。而在阅读儒生的故事时，我们很难感受到儒生们缺乏自信或面对朝廷的主流势力的无能为力。这可能源自他们的双重身份：既是儒者又是官员。和其他政府官员一样，他们接受的道德训诫要求他们应忠于职守。当儒生以牺牲其他儒生为代价谋求自身利益时，他们选择了让自己的官员身份压倒自己的儒者身份。儒生之间不相合作寻求共同的更大利益，自私的功利算计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儒生身份的模糊性可能也妨碍了他们彼此结成联盟。儒生的共同特征是他们都接受过儒学经典的教育，但共同的教育背景并不一定会成为形成一个集团的本质特征：对五经的研习既不能保证他们的政治与学术立场完全一致，也无法约束他们对其他儒生履行任何义务。在《儒林列传》中，司马迁创造了“学官”这一全新的分类方式，将儒生身份与官员身份合二为一。他通过重塑儒生官员的神圣历史以巩固这一新创的身份概念，在文字中为他们构建了一个富有凝聚力的治经群体，并促使他们为了儒者的共同利益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