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伟大的科学先驱都曾遭受过贫穷、轻视和侮辱的困扰。他们有的生前住在狭小的阁楼里，有的悲惨地死在地牢里。他们在出版著作时不敢署上自己的名字，甚至在取得研究成果后不敢在自己的国家公开。他们经常要偷偷跑到阿姆斯特丹或哈勒姆的秘密印刷厂去印刷出版自己的研究报告。无论是天主教会还是新教教会都把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牧师们在布道过程中怒斥这些异端分子，呼吁诸教众对他们施以挞伐。
有时候他们也能成功找到安全栖身的场所。荷兰是一个在意识形态上极为宽容的民族，尽管他们的政府并不支持科学研究，但对个人的思想倾向还是放任自流的。荷兰就这样为无数追求自由思想的杰出个人提供了避难场所，来自法国、英国、德国的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终于可以在这里喘口气，尽情享受自由的天空了。
我曾在前面提到，13世纪的时候，教会曾经禁止卓越的天才罗杰·培根进行科学写作。五百多年后，《百科全书》[2]的编者也被法兰西警察严密监视。又过了五十多年，达尔文对《圣经》所载上帝创造人类的故事做了强烈质疑和有力反驳，结果基督教会把他判为人类公敌。即便是科学昌明的今天，也依然会有人对那些冒险求知的科学家施以迫害。就在我现在写书的时候，布莱恩先生[3]正大肆宣扬他的达尔文主义威胁论，并鼓动群众对这个英国佬的奇谈怪论加以反驳和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