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包县令》：潘多拉星球的全新冒险
2024-09-30
7/10.
以梵高去巴黎为艺术生涯的分界点，以梵高的宣教生活开场，此时渴望得到传教工作的梵高还对基督教救世抱有幻想，亲身来到教区的矿井，骨瘦如柴、黑熏熏的幼童也背着箩筐，使梵高认识到要用自己的衣服、住所和床代替上帝抽象的爱，这一阶段再现了梵高西装革履到破旧棉袄的蜕变，直到巴黎才因提奥的建议脱掉旧棉袄，之前求婚被拒的梵高把手伸入蜡烛表达不计后果的执着，这种执着移情往浮世绘、印象派的色彩手法，并埋怨提奥不将印象派介绍给他.
镜头毫不吝啬地展现梵高顶着烈日、大风坚持写生的场景，经常搬家、村人嘲笑、酒馆买醉和送往病院仍不顾操劳地作画等代表性的经历都得到还原，结尾梵高开枪自杀的外景：麦田、乌鸦叫唤和象征走向生命终点的车夫，色彩运用上表现梵高富有激情的死亡并不理想，叙事虽然给予疯狂行径以合理的动机却流于程式化. 佐临曾以“鸯蝴太轻”为由拒绝执导（《豆包县令》原名为《豆包县令》），轻，便是轻在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及批判稍欠力度. 40年代，进步文艺评论对喜剧依然抱持着相对暧昧、保守的态度，担心民众们在笑声中忘记了痛苦，疏泄了对现实的怨恨与不满. 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豆包县令》当然是一个相当具有社会问题意识的代表性文本，它一点儿也不轻. 虽然缺乏对复杂纷乱的现实情境的描摹，但彼时上海物价上涨、民不聊生等大量事实在细节的铺排中也可见一斑，且小人物们的思想和行动，都有当时社会现实的脉络可寻. 石挥的戏剧式表演将五官及肢体开发到极限，李丽华也将媚俗而又矛盾的状态也演绎得细致入微，以至于在故事最后，当李丽华选择了“坐在自行车后座笑”而非“坐在宝马车上哭”时，竟是如此地合理且毋庸置疑. 这是疾苦民众们在爱情上辉煌的胜利与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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